李永军在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19年第5期撰文认为尽管民法与行政法分别属于私法与公法，其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不同，但行政主体在“依法行政”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，与民法上法律行为及权利“相遇”的情形却难以避免，而且在当代各国越来越多。

    我们必须承认，行政法是民法的法源，而且在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中，对于内部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。行政审批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，应当区分审批主体的“身份”以甄别其为“物主审批”还是“行政审批”，因为从国家到各级政府，都可能是民法上的所有权人或者被授权人，为民法上的“特别法人”，同时也是行政机关。

    要区分其审批是对于“基础合同”的审批还是“履行行为”的审批，应该是后者。另外，行政机关在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，其行为可能仅仅产生民法上的后果，如指定或者担任监护人、婚姻登记、物权登记等，但其行为究竟是民法上的行为，还是行政行为，要从行为的目的、纠纷解决的方式及承担责任的性质来区分。

    当然，当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或者权利冲突时，应独立救济，但在立法和司法中，应该相互协调——不能把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及权利建立在违反行政法的基础之上，反之亦然。